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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个钱包买房”缘何刺痛公众神经 近期，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樊纲在媒体节目上的一席话引发了争议。樊纲说的是年轻人买房问题。他说，如果夫妻俩上面的“六个钱包”都能起作用，父母算一个钱包，爷爷奶奶一个钱包，姥姥姥爷一个钱包，爱人的姥姥姥爷，爷爷奶奶和父母，这“六个钱包”凑在一块儿能够帮着支付首付的话，建议还是买房好。 樊纲的这番话被许多人质疑是在为年轻人“啃老”张目，还有人担心，假如“六个钱包”被年轻人掏空买房了，一旦这些老人有个病痛需要用钱时，家庭将陷入极大的困境。 仔细查看樊纲发表此番言论的前后语境，会发现“六个钱包买房”的说法可能存在断章取义的问题。因为其语境为选择租房还是买房，其言论是基于他作为经济学家从“成本—收益”对比分析中得出的较为经济的选择。解析他的话语逻辑，所谓“六个钱包都能起作用”，应该是指代表这“六个钱包”的几位长辈在养老的保障方面都已无虞，或者家庭在财务方面较为宽裕，从而能对年轻人买房予以经济支援。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不得不承认，有如此经济条件的家庭，支援年轻人买房确实不失为一种较好选择。 当然，在当前大城市房价高企、普通家庭经济收入和养老保障相对滞后的社会现实里，许多普通工薪家庭可能还不具备从容买房、轻松养老的条件，这也正是樊纲的“六个钱包买房”的说法刺痛了许多人神经的原因所在。 暂且不论一些媒体对“六个钱包买房”的断章取义，如将“六个钱包”买房之争放在更宽广的视野，就能发现争议背后房价对实体经济的挤出效应等问题可能更值得关注：房价高企对制造业造成“挤出效应”，对民众正常社会生活带来高成本、高压力。 这些年来，城市房价整体上一路上涨。在 房地产调控不放松的大背景下，一、二线热门城市房价虽相对得到抑制，但是不少城市楼市依然“高温”，在大城市房价整体仍然高企的语境下，不用说普通年轻人的生活压力大，就连一些大企业都感到吃不消。早在两年前，华为总裁任正非在接受采访时就担忧，除了提高生产用地成本之外，高房价还增加了企业员工的雇佣成本，严重者可能会摧毁城市的竞争力。 作为市场主体的企业，对成本的反应是为敏感的，影响企业成本的因素有很多，但在当前，生产用地成本提高和高房价带来的企业员工雇佣成本的增加，显然是相对突出的。而这也可能在反向上造成从业年轻人的实际收入受到影响。从这个意义上讲，“摧毁竞争力”之忧并非空穴来风。楼市火热、房价高企的利弊一言难以概述，但是高房价客观上导致对制造业的“挤出效应”值得警惕。 值得欣慰的是，2017年以来， 加大房地产行业宏观调控力度，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定位，加快建立和完善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发展的长效机制。随着房地产调控的深入和加大深化住房供给变革，包括新增住房供给主体，优化供给结构满足多层次住房需求等举措的实施，一些城市的房价有望逐步回归理性。(柯锐) 关键词：六个钱包,买房,房地产调控责任编辑：芦静
“入学须做亲子鉴定”是典型的烦民证明 日前，广东东莞虎门有家长反映，当地教育部门规定父母单方或双方户籍在虎门，但孩子户籍不在虎门的家庭，如果孩子想入读公办学校，必须提供亲子鉴定证明。对此，虎门教育部门回应，亲子鉴定是为了保证教育公平，因为此前提供虚假证明的人太多，“出生证等材料造假的比例相当高”。(5月9日《南方都市报》) 为保证教育公平，要求户籍不在本地的孩子，在入读公办学校之前提供相关的亲属关系证明，当然并非没有现实合理性。但如果仅仅因为“此前提供虚假证明的人太多”，便舍弃“出生证”等既有的亲属关系证明，而随意任性地“另起炉灶”，新增像“亲子鉴定证明”这样的入学前置条件和门槛，无论在逻辑还是法理上，都是说不通、站不住脚的。 首先，即便“此前提供虚假证明的人太多”确实属实，这也并不能成为相关教育部门，将此类亲属关系证明文件本身完全弃置不用、彻底不予采信的理由。毕竟，“出生证等材料造假比例相当高”，在逻辑上也并不等于所有此类证明都是虚假不可信的，更不等于“出生证”这样的亲属关系证明本身是无效的。恰恰相反，依据我国相关法规如《母婴保健法》，“出生证”(即“出生医学证明”)原本就是证明亲子血亲关系的基本法定证明文件。这种背景下，仅仅因为“出生证等材料造假比例相当高”，东莞虎门教育部门便怀疑所有“出生证”真实性，甚至拒绝承认其证明亲子关系的法律效力，不仅在逻辑上显得“因噎废食”，而且在法律上也有明显的违法之嫌。更何况，如果“出生证”这样的证明也可以造假，那么，谁又能 保证在利益驱动下，“亲子鉴定证明”就不会同样造假呢——到时候，相关教育部门又该拿什么保证教育公平呢？ 更重要的是，进一步站在近年来社会公众十分关心的清理各种“奇葩、烦民证明”的语境下审视，东莞虎门教育部门这种要求新生入学需出具“亲子鉴定证明”的做法，同样也是非常荒唐不合理。因为这种“我娃是我娃”式的亲子鉴定证明，实乃一种十分典型“奇葩、烦民证明”，不仅会让相关民众“多跑腿”“多花钱”，而且也是明显违背此前中央三令五申的相关政策要求的。众所周知，针对各种“奇葩、烦民证明”，早在2015年公安部等12部门《意见》就给予过明确禁止，而2017年6月国务院相关会议更是进一步明确了“四个一律取消”原则，即“凡没有法律法规依据的一律取消，能通过个人现有证照来证明的一律取消，能采取申请人书面承诺方式解决的一律取消，能通过网络核验的一律取消”。 而以此对照上述“亲子鉴定证明”，不难发现，它事实上既是一种“没有法律法规依据”的证明，也是一种“能通过个人现有证照来证明”。因为现行任何相关教育法规，实际上都没有“入学须开具亲子鉴定证明”这样的规定；同时，要想证明父母与子女之间的亲子关系，通过现行既有的“出生医学证明”及“户口簿”等法定证明文件，都不难得到证明，根本无需再另行叠床架屋地出具亲子鉴定证明。 因此，面对“出生证造假”情况，相关教育部门的合理合法做法只能是，一面加强审核把关，一面配合执法部门追究造假者的法律责任，而不是为了自己省事，便舍弃现有法定的亲子关系证明文件，将证明成本转嫁给学生家长，并在没有法律依据情况下，任性地新增“亲子鉴定证明”这样的烦民证明。(张贵峰) 关键词：入学,亲子鉴定,证明责任编辑：芦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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